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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身立命之道  

2017-03-19 10:18:25|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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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他们在权力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处理稍有不当,就会酿成大祸。数十年间,曾国藩恪守臣道,积极进取,一次次渡过难关,化险为夷。
  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朝政。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朝廷重臣为他苦苦求情,他将难免牢狱之灾。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也不敢对皇帝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三道四。
  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咸丰帝收回成命,不再把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曾国藩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曾国藩也曾闹过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他的理学家身份实不相符,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咸丰帝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三千壮勇“兼程前进,尅期赴京,交胜保调遣”。曾国藩、胡林翼两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员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而“勤王”事关大节,既不能讨价还价,又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曾国藩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惹得清廷十分不满。
  历经数次凶险之后,曾国藩对自己的诸多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
  咸丰十一年,慈禧、奕䜣发动宫廷政变,捕杀肃顺等大臣。肃顺被杀后,从他家里搜出一大箱子私信,其中惟独没有曾国藩的一个字。
  同治三年正月,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每月数万两的饷源。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致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其时,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已经让自己羽翼丰满,足可以拥兵自立,但他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和名望,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裁撤、调离金陵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二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结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连左宗棠、沈葆桢两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
  曾国荃不学无术,急功贪财,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故清政府对他疑忌尤甚。曾国藩遂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并立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这下可惹恼了曾国荃。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在他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以泄曾国荃胸中抑郁之气。
  同治四年三月,慈禧罢免恭亲王奕䜣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引起曾国藩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于是,他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彭玉麟欲马上动手,领衔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静观时变,必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后来慈禧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䜣“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曾国藩也仅虚惊一场。
  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战争一度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实际上,此策更加行不通。正像有人说的那样,留在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身之悔。
  同治九年,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全国舆论骤起攻击,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过街老鼠。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曾国藩,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慈禧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复查,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以李鸿章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都推到曾国藩一个人身上,使全国舆论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对曾国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对于其中原因,曾国藩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对于来自各方的责难,皆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应之。
  曾国藩懂得安身立命之道,作为权臣,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关键在于他熟读史书,看淡权力的得失,广纳群言,倾听幕僚的意见,认真对待反对者的声音,危难时也不树敌,巧妙周旋,明辨是非,善于以退让换平安,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在肃清肃顺一伙后,慈禧就曾感叹地说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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