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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曾国藩的风水观  

2017-03-17 00:53:56|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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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早年不信风水,这与家族传统有关。他的曾祖父曾玉屏就不信这套迷信的东西,“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曾国藩年轻在家、尚未走上仕途前想必常听祖父谈起过曾祖对风水的态度,他后来回忆说,曾祖在世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曾国藩受家族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信风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道光二十六年(1846)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的祖母去世,他面临长辈的“阴宅”问题。他对祖母的坟地选址不甚满意,给祖父写了一封信,希望改葬:“孙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士大夫之末,则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扫之处须宽阔,其外须立诰封牌坊,又其外须立神道碑。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次日,曾国藩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可是,他祖父不同意改葬。大概与此同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等也希望改葬,所以曾国藩反过来又写信劝他们尊重祖父的意见,不要太固执。“日前所开山向凶言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曾国藩认为,“地理”应服从“天理”,风水服从孝道。曾国藩在考虑阴宅的时候,重点不在于风水,而在于排场。由于他此时已跻身翰林院,他希望祖母的坟地“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立诰封牌坊和神道碑,以光宗耀祖。
  但人的思想难免发生变化。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时,有三件事情让他心情舒畅:他祖父的病已痊愈;困扰他自己多年的癣疾已有好转;而最重要的则是他的官衔“骤升至二品”。于是,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口气大变,说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半年前,他嫌祖母坟前地势不够开阔,不气派,希望改葬;现在,他升官了,觉得是因为祖母的坟地风水好,若再改葬,则既不祥且不孝。两年后,曾国藩对此更是深信不疑。“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在曾国藩看来,“福地”可遇而不可求。此后几年,曾国藩对风水颇为热心,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还曾嘱咐弟弟曾国葆留心学习风水。
  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他丁忧在籍,为长辈寻求理想“阴宅”的念头一直在心中萦绕。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请过刘为章、杜茂才、许丸霞等多位“地师”相地。但结果并不理想,“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所谓“五患之免”,据程颐《伊川文集》卷六《葬说》中说,祖先坟墓“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这与风水之说显然不是一回事。曾国藩起复之后,无可奈何,却又心有不甘,自认为“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
  咸丰八年(1858)十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在安徽庐州三河与太平军交战中阵亡。曾国藩得到消息后,“悲恸填膺,减食数日”。曾国华虽然过继给叔父,但终究还是同胞兄弟,感情并不因此而稍减,曾国藩得知凶讯时的悲戚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过了三个多月才找到一具无头尸体,只能权当是曾国华的。经过这次心灵上的刺激,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有了些许变化。此前丁忧期间,虽然一直希望为祖父母、父母另择吉城,而且请了许多风水先生,跑了不少地方,但那时的心态并不急切,没有找到理想的地点之前,不轻易改葬,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官运亨通毕竟多少与祖母坟地风水还有些联系。这次则有所不同,他开始怀疑曾国华阵亡可能与父母坟地的风水有关,因而强调要尽快改葬二亲,“如温弟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不仅如此,他还对当年没有仔细为父亲寻求理想“阴宅”而懊悔,“自温弟遭难后,余常以七年择地不慎为悔,故此时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
  曾国藩向来以老庄之道为修身之本,经过这次变故,他回顾了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吾家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壬子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福兮祸之所伏,此时,他虽然仍未放弃改葬祖父母和父母的想法,但是,追求平稳的念头已经重于追求富贵功名的念头,“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平稳者亦不可得”“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沅弟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进行了批评。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听说弟弟曾国潢在家搞迷信活动,写信回去,语气颇为严厉地批评了他,“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曾国藩对风水已经转而持批评态度了。
  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经历了由不信到热心再到批评的转变。早年他不信风水;1847年,他官升几级,便开始相信并热心于风水;1858年曾国华阵亡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史,开始批评风水之类的迷信。总而言之,曾国藩对风水可以说是信而不迷。晚清末年,朝中许多大臣在反对“洋人”修建铁路、铺设电线、开办电报业务的提议时,将破坏风水、断绝地脉作为重要理由。比起那些人来,曾国藩在风水的问题上要理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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