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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  

2017-03-16 01:19:12|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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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开展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同时,它也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不同评价、展开激烈争论的重大史事之一。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名称,最早由历史学家何干之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启蒙运动史》中使用,解放后才在史学界普及开来。
  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正是清王朝“乾嘉盛世”的衰弱之际,外遭列强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内有太平天国、捻军延续多年,纵横十余省的起义扫荡,山河动荡,风雨飘摇。其时,中央有恭亲王奕祈、军机大臣文祥,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起的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与中国面临的社会转型,因而发动了一场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在军事上,他们引进洋枪洋炮,创建北洋水师。在经济上,他们开办军事工厂,如著名的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等;开办近代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在外交上,他们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换外交使节。在在文化教育上,他们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这些活动,得到了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由于洋务运动三十多年正好发生在同治、光绪两朝,故称“同光新政”。
  直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洋务派所掌握的军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洋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丢官罢职,洋务运动便以失败告终。
  洋务运动自开始之日起,清廷官场中与社会上就对它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并且开展了多年激烈的争论。洋务派人物宣称它是救中国、救大清的“唯一要途”。顽固派则骂它是“以夷变夏”“数典忘祖”。吵吵嚷嚷三十多年,几乎与洋务运动齐头并进。
  到了清代末年,当洋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时,梁启超第一个对洋务运动进行了历史考察与评价。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发表的《戊戌政变记》中,一方面指出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起着“筚路开山”的作用,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批评洋务运动“不以民为急”,未注重政治改革的缺陷。这一评价,过于简略,但却是中肯的。后来,梁启超又专门为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写了一本传记,其中对李鸿章开办与主持的各工业企业与北洋水师等作了论析与抨击,并写下了“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的断语,作为对李鸿章一生事业的评价。
  进入民国之后,在二十年代以前,历史学界尚未对洋务运动展开研究,相关著述,大都语焉不详,评价也停留在清末时期见解水平。到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些重要历史著作,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肖一山的《清史大纲》、钱穆的《国史大纲》,都写到了洋务运动。他们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出发,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面临内忧外患与欧风美雨,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是一次民族“自强”运动,给予了肯定评价,他们尤其对洋务运动的开创人物曾国藩推崇备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经过整风运动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学界,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思想。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法成了研究分析洋务运动的思想武器。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把中国近代史看成是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条是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动路线;一条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形成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大革命高潮的革命路线。他们把洋务运动放到这两条路线中的对立与斗争中去考察,将其列入了反动派的阵营,认为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卖国运动。曾国藩、李鸿章也随之成为卖国贼与刽子手。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范文澜、胡绳的观点在史学界得到普遍认同,成为主流观点。“文革”期间,这种观点推向了极端,当时的史学界不仅彻底否定了洋务运动,而且生吞活剥地把洋务运动与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洋奴哲学”“红色买办”等莫须有的罪名联系起来大批特批,形成臭名昭著的文化专制主义。
  “文革”结束,万物复兴。特别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春风。史学界以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后就要挨打”等许多新观点、新思维武装自己,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冲破思想束缚,对洋务运动提出了新的看法。中国由于在明清以来闭关锁国,拒绝改革,导致了在世界竞争中的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蒙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耻辱。中国最早觉醒的先进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奋发图强,前赴后继掀起了改革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大体上分为三大步:第一次是经济层面的改革,这就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这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第三次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改革,这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样,洋务运动就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个重要环节。这样的观点当然有许多不足,但它的主流具有把中国推向前进的极重要的进步意义。洋务运动得到肯定,领导与主持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也得到肯定。
  经过三十多年的探讨与争论,上述对洋务运动的认识与评价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接受,成为主流意识。不仅许多论著采用这样的观点,甚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故居也得到修复和保护。盛宣怀的铜像高高地树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门口。这所学校,前身为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
  洋务运动作为由清廷部分大官僚发起与主持的一场改革运动,其追求中国的富强与近代化固然应该肯定,但这些洋务官僚都缺乏近代民主意识。在推动经济改革时,却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冷漠、害怕甚至反对。一场缺乏政治改革与民主决策、民众监督的洋务运动,必然产生腐败与效率低下。洋务运动中极少有廉吏,李鸿章、盛宣怀等人都是捞钱高手。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它在甲午战败之后,不得不让位于戊戌维新、新政改革与辛亥革命。但它与其后数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曲折复杂与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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