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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宫廷政治  

2017-02-27 11:08:01|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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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政治的宫廷化,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汉初,宫廷斗争对于西汉政局影响不大。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宫廷争斗极为血腥,但当时社会上却风平浪静。萧规曹随,清静无为,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成为那一段历史的佳话。在这样的现象背后,除了“无为”的政治理念之外,更有政治制度上的保障。
  那时,宫廷归宫廷,政府归政府,皇帝的家事对国家政局的影响非常有限。国家的领袖是皇帝,政府的领袖是丞相。陈平曾经说过,丞相的责任就是辅佐皇帝,按照天地阴阳和四时流行的自然法则来治理国家,使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使邻近部族畏威怀恩,使天下百姓亲近顺从,使拥有“卿”和“大夫”之爵位者获得合适的任用。陈平一生,小心谨慎,丞相的权力若非制度上的赋予,他决不会夸下这样的海口。那时的丞相,身为百官之长,凡事无所不统。曹参继萧何为汉朝的丞相,郡守的任免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凡事都按萧何立下的规矩办,用不着请示皇帝。汉惠帝对曹参很不满意,认为曹参故意轻视自己。曹参却对惠帝说:“高皇帝和萧何共定天下,法令已制定得明明白白。如今皇帝只须安坐皇位,我和大臣们按规矩办事,不是很好吗?”这样的口气的确有些教训的味道。身为开国功臣,曹参有些自负,但作为丞相,他也确实可以说这样的话。汉文帝时期的丞相申屠嘉,资历远不及萧何、曹参和陈平,封地只不过五百户,但申屠嘉入朝奏事,只因为汉文帝的宠臣邓通对他有所怠慢,他便将邓通召至相府教训。他对邓通说,“如今的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你邓通不过是个小臣,在宫里这样没规矩,罪属大不敬,理当斩首”。若不是汉文帝及时派人解救,邓通早就被这位申丞相杀掉了。
  汉文帝和汉景帝,对于丞相权力太大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汉文帝曾故意刁难丞相周勃,逼得周勃不得不主动让位于既能干又乖巧的陈平。陈平死后,周勃再次出任丞相,但不久就被汉文帝找借口打发回封地去了。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在汉景帝时期也做了丞相。周亚夫总是干涉汉景帝的行事方式,汉景帝罢了周亚夫的官不算,最终还要了他的命。文、景二帝,对丞相权力太大,都心存疑惧。
  汉武帝接位后,开始从制度上削夺丞相的权力。汉武帝利用中书和尚书控制朝政。中书传达政令,是国家的枢机所在;朝廷百官的任命则由尚书负责。这样一来,汉朝的宫廷就成了国家政治的大本营。
  汉武帝雄材大略,以一人之力,运筹于宫廷,而指挥天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宫廷政治之下,外戚、阉宦和宫廷弄臣反而成了政治的主角。汉武帝临终顾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了不学无术的霍光,而同受顾命的金日碑、上官桀,皆为“小廉曲谨便辟侧媚”之流。“小廉曲谨”,就是貌似谨小慎微,而“便辟侧媚”,就是擅长邀宠取媚。这些人只知道听从皇帝的命令。汉武帝死后,西汉的宫廷就落入了这样一群小臣的手中。昭、宣、元、成、哀、平六代,基本上是外戚专政,宦官和佞臣掌握了大权。汉成帝在位二十余年,王氏亲属先后有十人封侯、五人拜将,他们占据着宫廷要津。刘姓的江山,实际上已由王姓当家。成帝死后,哀帝继位。哀帝对满朝王氏一概斥退,而重用祖母傅氏、母亲丁氏的家人。但哀帝在位只有六年,傅氏、丁氏又先他而去,两家皆不成气候。
  汉初,郡太守的权力甚大。但郡太守的选任取决于丞相;丞相对郡太守亦握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另一方面,丞相的选任既取决于皇帝,皇帝对丞相亦拥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汉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就建立在这种权力制衡的基础上。汉武帝削弱相权,致使郡一级的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郡太守的选任虽然出自尚书,实际上是皇帝的亲自任命。对于郡太守的监察与制裁之权,从此只能由皇帝直接行使。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郡太守?
  按照汉朝的规矩,贵戚和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弟,拥有入宫充任郎官的特权;财力雄厚人家的子弟,也可以花钱买一个郎官做。这些人久在宫廷行走,或官至郎中、中郎,有身份有地位,却也渐渐养成了“小廉曲谨便辟侧媚”的性格。汉武帝时期,官员的任命,既已由尚书负责,这些郎中、中郎,与皇帝最为接近,也最易于为尚书所注意,遂被大量委派到地方充任郡太守。董仲舒曾经向汉武帝提出,这一类人不过是些“小材”,委任他们做郡太守,会把做郡太守必具的品德和能力标准都降低了。与之相应,郡太守有权任命各级属官,郡太守若为“小材”,由他们选任的各级属官势必也都是些“小材”。于是,地方治理就成了大问题,
  宫廷政治,上用“小臣”,下用“小材”。而“小臣”“小材”一旦大权在握,就会败坏国家大事,所谓“秉君威,以害正事”。如汉武帝实行盐铁和商业官营,结果是权贵、官吏与富商大贾勾结在一起,私自经营工商业牟利,败坏王法,逞其私欲,占据山泽,控制市场,囤积居奇。面对这样的问题,汉武帝最初想用酷吏来解决,但酷吏大都非常势利,无非是看汉武帝的眼色行事。得势者,即便犯法事实铁证如山,酷吏都不敢去碰他们;失势者,即便是皇亲国戚,酷吏也不会放过他们。
  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汉武帝尤为重视。汉武帝曾让杨可推行“告缗”法,把地方中等以上的富户大都搞得家破人亡。然而,这些都是缺乏权力背景的豪强。那些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豪强,因与朝廷权贵和郡县官吏勾结,却迅速膨胀起来。为此,汉武帝于酷吏之外,又设置刺史,以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察。监察的内容,一是豪强兼并,欺凌百姓;二是郡太守违法乱纪,营私聚敛;三是郡太守滥施刑赏,苛刻暴虐,妄言吉凶;四是郡太守任人唯亲,贤愚颠倒;五是郡太守子弟不法;六是郡太守勾结豪强。总而言之,汉武帝想通过法律监察,解决豪强与郡太守在地方上违法乱纪和相互勾结的问题。
  然而,宫廷政治之下,一切权力的设置在本质上都具有皇权专制的性质。行政系统如此,监察系统也是如此。官员被赋予的权力越大,权力的滥用就越严重。以宫廷政治为核心的专制皇权,不可能从制度上限制权力的滥用,即便设置了刺史,也很难收到普遍而长远的监察之效。其时,“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而具有权贵背景者尤无忌惮。汉武帝去世后,问题更加严重。到处因“多豪强”而“难治”,或因“多贵人宗室,难治”。在一些地方,豪强甚至成为真正的领袖,地方官吏甚至宁愿得罪郡太守,也不敢得罪豪强,所谓“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长安天子脚下,豪强违反王法,扰乱吏治,如入无人之境。汉元帝曾经哀叹,百姓受豪强欺压,刺史、郡太守却不能为他们伸冤。其实,那时的郡太守,如没有什么背景,稍有小过,就会被刺史举劾。那些郡太守,为官一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中品行低劣者,凡事只是从私利出发。按照法律,郡太守如果不敢执法,或疏于执法,则有“放纵”之罪。但由于法不治众,这项罪名最终被无奈地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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