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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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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带诏”  

2017-12-06 08:21:36|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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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亡海外的那些日子里,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精神支撑是一份文件,这个文件被康有为称之为“衣带诏”。康有为说,这是皇上给他的诏书,命令他逃出北京,从长计议,设法勤王。衣带诏是康有为此后十年政治活动合法性的惟一凭据,也是海外爱国华侨拥戴康有为的理由。
  对于康有为的说辞,清廷并不认同,不止一次大骂康有为胡说八道。但康有为依然我行我素。他的解释是,朝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皇上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一百多年来,康有为等人因“六君子”的牺牲而获得道义同情,清廷特别是慈禧太后成为革命党和维新派的攻击对象。人们往往不太相信光绪帝斥责康有为的那些谕旨。
  这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帝后之间或许有过某些不一致,但帝与后在最后的十几年里,绝对不是康有为所宣扬的那种不共戴天。至于光绪帝瀛台泣血,那更是一个虚假的悲情故事,否则就无法理解晚清最后十几年的政治变革。
  不过,必须承认,康有为手里的衣带诏虽然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凭空捏造。那份文件确实渊源有自,清廷从未明确认定衣带诏是赝品。
  衣带诏确有其事,这一点光绪帝是清楚的。只是衣带诏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到了康有为手里,由于相关人员都已经不在,光绪帝自己都弄不清楚了。这是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个密诏,只是那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的,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杨锐的。杨锐在1898年秋天被杀,他将那份密诏交家人保存,叮嘱家人等条件成熟时再交给朝廷,争取平反。但对光绪帝为什么要赐给杨锐那份密诏,许多人并不清楚。
  光绪帝主导的1898年新政,虽说引起了官场震荡,但大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随着新政的不断深入,光绪帝越发认识到必须创设一个新的机构,全面负责新政事宜。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决心于内廷设置懋勤殿,选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统筹全局。这一天,光绪帝特派内侍持《历朝圣训》等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故事并拟一上谕,以便他持此与慈禧太后讨论。
  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光绪帝是出于对大清王朝前途的真诚考虑,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未必不包含有其他目的。谭嗣同对新政怀有至诚之心,但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使他对新政前途越来越灰心。为了冲决守旧势力的束缚,他利用与光绪帝近距离接触的特殊条件,“日言议政院”,成为四位新进军机章京中最“亟亟欲举新政”者。
  代拟谕旨是军机章京的职责,但此次代拟对谭嗣同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由此感到,帝后之间的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所认知的那样并不谐调,皇上的权力并不像过去所感觉的那样至高无上,大权可能依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光绪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退朝后,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透露了代拟谕旨之事。
  谭嗣同的感觉并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与谭嗣同相反,康有为觉得既然皇上已下令代拟上谕,可见光绪帝已下定决心,帝后之间的最终摊牌即将到来。
  帝后之间的言语冲突,仅在政策层面,并未影响母子感情。光绪帝虽然对慈禧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慈禧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大清王朝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有人能从中斡旋,期待慈禧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可惜的是,其时恭亲王奕䜣已经去世,庆亲王奕劻与皇太后日益疏远,端王载漪等王公大臣对新政多有不同看法,指望他们进行解释,只会越描越黑。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光绪帝只好求助颇通世故人情的杨锐,希望杨锐能为他出个主意。
  光绪帝之所以特别看重杨锐,主要是因为杨锐在新任军机章京中最为持重与稳健,面且具有张之洞的背景,是张之洞的重要亲信之一。而张之洞是慈禧太后最信赖、倚重的汉臣。
  当光绪帝将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后,却遭到杨锐的断然拒绝。
  杨锐的拒绝,主要是基于对体制的恐惧。清廷旧例,严格禁止官员议论、介入皇族内部纠纷,特别是汉臣更无权干预皇族事务。或许是为了克服杨锐这一恐惧心理,光绪帝特别向杨锐下了一道密诏,以便杨锐将来不幸因此获罪时能得到解脱。这应该是光绪帝密诏的背景与原因,要不然,他们既然已经当面谈过,也就用不上密诏了。
  密诏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转述密诏时文字之所以有出入,并非有意篡改,而是都没有看到过那份密诏的原件,只是听杨锐转述。
  杨锐没有意识到帝后冲突有多严重,更没有预见到密诏会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当他与光绪帝当面检讨新政得失时,他似乎也觉得慈禧太后的某些指责有道理,光绪帝过于听信康有为的过激主意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罢黜大臣、提升新锐等,已超出官场所能承受的极限。杨锐建议光绪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切割,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一人而贻误大清王朝前途。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康有为的激进主张深刻影响了新政以来的一系列决策,他急于介入政治高层的野心几乎没有任何掩饰,这在高层已引起相当震动。
  一系列外在影响,已使光绪帝对康有为有所警觉,此次一经杨锐点破,更促使光绪帝猛醒。为了平息高层的不安,经过两天的慎重考虑及协商,光绪帝于9月17日明降谕旨:“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份明谕给康有为留足了面子。可惜的是,这份明谕在不同的读者群引起了不同的解读。康有为多年后依然以为这份明谕表明政变已发生或即将发生。
  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提出的建议。基于这些考量,杨锐在与光绪帝讨论了相关问题后,于当日黄昏时分急邀林旭到自己寓所交换看法。林旭与康有为关系最近,与杨锐关系也不错。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只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大局就会好转。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都意识到,凭此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离京,因为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在7月26日就已下达,可康有为总能想到办法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为促使康有为离京,他们自然想到让林旭出面劝说康有为。由此推断,光绪帝并无成文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从保护林旭的角度看,也不再需要什么密诏。
  林旭当天曾去找过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寓所。9月18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他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帝的大致意思,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
  康有为觉得此事非同寻常,光绪帝既然明降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朝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光绪帝已被慈禧太后所控制?送走林旭后,康有为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其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林旭带来的消息。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清廷存在一个守旧派,因此他的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以为光绪帝可能已经被干掉了。在康有为的煽惑下,这些门徒决心为营救皇上而不惜牺牲自己,并由此将慈禧太后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武力解决问题。
  有惊无险。康有为抢先一步逃出了北京。9月24日凌晨抵达上海。此后几天,康有为开始向外国人诉说北京故事,顺带说出了那份密诏,也就是所谓的“衣带诏”。按照康有为的理解,林旭转达的圣谕是皇上专门给他的。在康有为看来,口谕就是圣谕,与书面御旨享有同样价值。
  实事求是地说,康有为在衣带诏问题上没有说谎造假,他确实是那样认识、那样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此后十年康有为这样说时,并没有遇到清廷的正面反对或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衣带诏的存在。
  不过,一百多年来研究者有一个猜测是对的,那就是光绪帝根本没有给过康有为什么密诏。康有为所谓“衣带诏”的源头,就是光绪帝赐给杨锐的密诏,也就是杨锐的儿子杨庆昶1908年提交给清廷的那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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