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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  

2017-12-14 09:59:40|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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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在国内是顶尖一流的官员素质水平,然而一旦与国外同类型官员相比,则毫无“优越性”可言。他最多也就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而不会成为信仰集团的精英。所以,对于挽救垂死的晚清政府,他这样的人就是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过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之后,认为中国人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俄国人以为李鸿章代表中国。而在国内,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是优秀分子了。可见,当时清政府中的佼佼者,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去看,也只是平平常常的人物。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马关条约时,李鸿章在伊藤博文面前只配说“是”。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1884年,伊藤博文因日本想出兵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伊藤博文旧事重提,用挖苦的口气对李鸿章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如今真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那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是如何?
  伊藤博文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并不是李鸿章的罪过。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早八年,结果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俯首于明治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李鸿章签订了大清帝国有史以来最为屈辱的《马关条约》。
  “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不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只是抱残守缺的庸官不作为的借口。李鸿章推行的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政治制度,充其量只是对“破房子”进行“裱糊”的半拉子工程,势必被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所淹没。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是打向“庸才改革”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当年伊藤博文搞明治维新运动,反对改革的幕府军相当猖獗,他们打得改革派西乡隆盛大败自杀,日本改革派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其艰难程度数倍于大清洋务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乡隆盛死后,毅然加入长州藩军队,继续追随大久保利通改革阵营,反对幕府统治,力主“开国进取”,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伊藤博文不顾身家性命,推动日本的改革一步到位,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伊藤博文改革的彻底性,不是拖泥带水的李鸿章所能比拟的。
  李鸿章比不上伊藤博文,当然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上的差距:一个是旧地主阶级,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伊藤博文在思想上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开明“藩士”到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日本在明治年间的一切进步设施,可以说均是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博文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伊藤博文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当时世界的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这是近代化建设的根本之道。没落的王朝,国家的需要和统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条轨道上。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务型奴才”,即“大勤务兵”,她并不指望谁能替她定国安邦。李鸿章的出现,满足的只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不是国家的需求。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决,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官僚没有精神追求,而政治家始终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官僚做事是为了做官,政治家做官则是为了做事。李鸿章以“拼命做官”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他始终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做事为了做官,为了保官可以不做事,甚至可以做坏事。在李鸿章眼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绝不会用已经到手的权力去冒“变法图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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