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界对“管理学本土化”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和探索,已经获得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诸多欠缺,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者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不足。要真正进行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基本前提就是要对中华文化有充分认识,包括对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认识。没有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认识,就谈不上研究本土化,因为本土化并非生硬地将西方的东西借过来或搬过来,而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在管理领域进行内化。目前中国的管理学院给学生开设中华文化相关课程的实属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一部分院校与学者认识到中华文化与人文传统对管理学科各类学生的重要性。在“管理学本土化”发展进程中,迫切需要从文化层面的高度认识诸多管理中的现象,找到其文化根源,为理论指导建立相应的深度和正确视角。
第二,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意义认识不足。要真正进行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研究者需要有扎实基本功。这种研究能力不单是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能力,同时也包括研究者分析文献、界定概念、建立命题等方面的能力。开展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需要研究者掌握很强的质化和量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现在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将质化和量化的方法一起应用于“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很多年轻博士在做研究时,仅仅追求统计数字的匹配、模型的完美、最新统计软件的运用,而往往忽略了问题背后的意义,忽略了数据背后的事实,忽略了现象背后应该凝练的观点,未能很好地做到方法为研究目的服务。
第三,研究者倾向于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解决管理现实问题出发。一些研究者在寻找研究题目时总是唯国外最新期刊“马首是瞻”,不管其是否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就一头扎进去。许多研究是沿用外国的理论模式,将外国的测量工具译成本国文字,以本国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从事“复制型”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看似以中国为样本,但实际是为了检验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对中国的“管理学本土化”建设意义不大。要真正开展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研究者需要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深刻思考中国企业在各种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尝试从理论上找出解决方案。
第四,研究者存在急功近利倾向。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是一项艰苦且高难度的工作,尤其是在建立符合中国管理活动现实的理论和概念时,必须运用质性方法才能对问题加以深刻认识。由于质性研究不像量化研究那样有明确的程序与路径可循,开始时做起来头绪纷繁,所获得的材料比较庞杂,分析材料比较费时;而且最后论文的写作技巧,也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和体现,这对于部分习惯于量化研究、习惯于逻辑实证研究的研究者而言,困难很大。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一些研究者放弃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而去做一些研究路径比较固定、研究范式较为清晰、发表论文较为快速、同时更能获得国际期刊编辑青睐的研究题目。这其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理论建构如此之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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