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在他的《管理行为》一书中,将效率定义为“一种选择,使给定资源的运用能产生最大结果”。也就是说,效率意味着在特定成本下获取最大的收益。高效率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实现某个组织所希望追求的目标,比如企业的快速发展,比如融洽的雇佣关系,比如追求最高质量的产品。
我能完全接受西蒙的观点。因为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资源总是有限的,效率因此成为各个组织追求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效率几乎就是终极目标。然而,过度关注效率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实现某种具体目标的过度关注。在企业的实际运营过程中,效率并不意味着特定成本下的最大收益,而是可测量成本下的最大可测量收益。换句话说,效率是可以展示的收益,是被证实的收益,是可以计算的收益。过度关注效率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过度关注测量的管理。
当我们听说某家餐厅很有效率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无延迟、就是快速服务等最具操作性的目标。很少有人对那些不太容易测量的食物品质、食物价格、卫生状况和利润率等方面进行积极评价。当然,也有人认为效率与食物没有任何关系。可见,效率与可测量的标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家有效率的餐厅是指客人能在半小时内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效率不受食物品质的约束,或者说效率与食物品质没的直接关系。
西蒙认为,人们过于追求效率,最终将导致三种不良倾向。
第一,因为成本一般比利润更容易计算,所以效率经常转变为节约。与收益相比,成本更容易用货币、工时、原料等形式进行测量。对效率过度关注的结果,往往是对有形成本的削减,从而导致种种无形收益的损失。在不对收益产生可测量的影响的情况下,企业主减少企业预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他只需要减少那些只带来无形收益的活动的开支比如研究费用或广告费用就行了。这些行为对企业收益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在数年内都不会显现出来。
第二,相对社会成本,经济成本更容易被计算,因此效率经常被视为外部性的社会成本的急剧膨胀。企业特别喜欢对一切东西加以测量。问题在于,一些东西比另一些东西更容易被测量,比如所花费的钱、工作的时间和消耗的原料很容易被测量,而空气污染、呆滞的心灵和遭到破坏的景色这些成本却不容易被测量。在形形色色的组织里,经济成本一般比社会成本更容易测量,而社会成本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对效率的关注一般意味着企业只对有形成本的关注,而无形的社会成本则一般会被归类为“外部性”的而不加以关注,因为人们往往会认为应该对此负责的是整个社会。最直接的假设就是如果某种成本无法测量,那么它就无需考量,因此也就不会成为只注重效率的管理模式所关注的内容。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成本能够通过高效管理得到控制,而企业的社会成本却因此膨胀甚至失控。
第三,由于经济效益比社会效益更容易计算,效率经常驱使企业倾向于一种经济道德,而这种经济道德往往等同于社会的不道德。人类活动产生了从有形的到不确定的众多收益。关注效率的管理者一般偏爱有形收益,因为它们能够被测量。比如,坚信只能通过“确定的事实”才能做出奖惩决定的管理者自然会倾向于考核员工的工作数量,而不是对他们的工作质量进行主观的评估。因此,对效率的过度关注也就意味着有形的、可见的、可估量的收益可以淡化那些模糊的、不容易判定的收益。社会价值又一次被企业放在了次要位置。
因此,对效率的过度关注可能导致将经济收益置于社会收益之上,并驱使组织在社会不道德的代价下追求经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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