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被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富有创意的社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日本人将“日本制造”升级到了“日本创造”,这让全世界都感到惊讶。
在日语里,“做东西”这个词与“制造”的意思完全不同。“做东西”更强调亲自动手和个人的经验,包含着技术秘诀不可言传的意味。日本的许多学校尤其是中、小学都设有“动手”教室,学生可在那里做木工、设计、绘画,甚至做陶器。日本政府和舆论总是呼吁日本民众要重视“做东西”的传统,政府还拨出专项经费,用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为了不让这一优良传统丧失,日本政府甚至还创办了一所名叫“做东西”的大学。
在日本人看来,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做东西”。他们认为,这种生产是建立在师徒传承、长期现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日本人使用的机器,我们国内都有,但是我们却造不出日本那样精密的元器件。日本人“做东西”的传统,本身就存在着对创意的不懈追求和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要求。
日本产业中的创意,不是凭空发明的,而是依靠组织力量、依靠代代传承与积累。日本的所有公司几乎都存在一种集团文化,公司上下常常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展开充分讨论,集中大家的智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丰田公司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关闭了生产线,但是公司没有裁员,而是把富余的人员全部集中起来,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为公司节约开支。在专家看来,有的建议也许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但是公司管理人员从来不会嘲笑普通员工的这些意见。
在日本,不论学生俱乐部或是产业组织,其创意活动的基础是团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做全才,而只须钻研很小的一个部分。日本的专家常常研究一个非常微小的题目,并为此竭其一生之力。他们个人的想法,往往最后都作为集体智慧表现出来。这种集团智慧,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强调“现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创意的产生。日本企业的研发能力远远超过大学,这不仅是因为企业资金丰厚,更在于企业科研人员的“现场主义”精神。举例来说,田中耕一在获得诺贝尔奖前,仅是岛津制作所的一个普通技术员。获奖后,他仍然坚持在公司实验室工作。他坚信,现场是灵感与创造的源泉。
“现场主义”强调把最好的待遇提供给在一线工作的人员。在日本企业里,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远远不如工作在一线的高级技工。这些技术工人,大都是高中毕业生,但是在长期的现场实践中,他们能够攻克技术难题,能够生产出畅销于全世界的产品,能够使日本“做东西”的传统在世人面前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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