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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回避制度  

2015-12-22 15:01:38|  分类: 故国神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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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避是我国传统任官制度的重要特点。回避始于东汉,后为历朝历代所沿袭,至清代已经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古代回避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地区回避和亲属回避,此外还有师生回避和拣选回避。实施回避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员利用亲缘、乡土、师生关系为亲戚、好友、学生营私舞弊。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社会。以血缘结成的宗法关系,以及与同乡同邑、师生、姻亲结成的非血缘关系,构成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几乎把社会中的所有人都网罗在这个巨大的、牢不可破的关系网中。古代中国人最看重关系,在封闭的个体小农社会,其生存与繁衍,唯此是赖。家族中有人为官,被视为全家族的荣誉,所谓光宗耀祖,共享实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封建宗法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若是把亲族关系、故旧关系引进官场,必然会扰乱正常的行政秩序,甚至会陷官员于腐败。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宗法关系网来维系其统治,鼓励各级官员公忠为国;一方面又要防止宗法关系网给其统治及社会可能带来的损害,制定具体规则,约束官员。所设官员任职回避亲族及籍贯制,即是其防范措施之一。简单地说,它就是以回避制来割断任职官员与其亲族或籍贯组成的纽带联系,预防各级官吏徇私情而乱法乱政,保证他们谋公而不谋私,忠君报国而不为亲族取利。
  自秦汉以来,历朝皆行官员回避制。随着时代的推移,回避制的演变,亦由简单趋向细密。从一般性的部分规定,演化为一项恪守的制度。但历史上,回避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亦屡见不鲜。
  明代末年,辽东总兵李成梁一家满门皆官,与其诸子同守辽东;辽西以祖大寿为首的祖氏大家族五世守辽,同样是满门皆官,又与吴三桂之父吴襄为姻亲,先隶祖大寿属下。后藉其势力,亦成总兵,与祖氏相结,左右辽西。明朝初年所定官员回避姻亲与族亲的规则,已经不复存在。各项制度渐致崩坏,明之亡终不可避免。乾隆朝晚期重用权臣和珅,而和珅凭借权力,网罗亲属与外血缘关系的亲信,结为政治集团,坏了吏治,乱了朝政,清代的衰落,亦始于此。
  历史证明,严格执行回避制,确实可以起到抑止官员腐败的积极作用。至少可以说,官员的腐败,可以避免发生在亲族中间。大量的腐败,主要表现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而在亲族中的腐败较少发生。回避制一旦被破坏,吏治则乱。吏治败坏,国之危矣。
  清代官员任职回避制,承明制,实集历代之大成,包括亲族回避、籍贯回避两大内容。其种种规定,具有全面、细密、严格等特点,是清代各项制度中最具积极意义的制度之一。
  地区回避是官员的籍贯与就任地区不得相同或接邻。地方官员的回避,规定自督抚至州县官,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任职,有的虽非本省人,但因原籍与任地相距在五百里以内,也得照例回避。由于外官任职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具体施行时,还常有调整。比如按照原先的定例,地方官回避只限于省道府州县的正印官,佐贰杂职不在其内。雍正十三年(1735),回避面则有扩大,规定“各省佐贰杂职驻扎地方在原籍五百里以内者,亦令回避”。又如管理治河的河道官员,初时无地区回避之说,乾隆三十二年(1767)议定:凡河工同知以下各员,有官居本省而距家在三百里以内者,俱应回避。乾隆五十五年,又扩大到五百里。
  清代政府规定的地区回避,开始并不包括满洲等八旗官员。这是因为满州官员除少数驻防者,大都集中于京畿地区,回避问题并不突出。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顺治、康熙之际,八旗人员多出任显要,很少有担任基层职务的。雍正四年(1726)规定,“汉军人员,京官不补刑部司官,在外回避顺天、直隶各官”,但这只指道府以下官员,至于督抚布按,仍照旧不在回避之列。乾隆十五年(1750),朝廷把对汉军旗人的限制扩大到满洲旗人,确定若有补授直隶州县官员,凡在五百里以内者,悉行回避。
  在地区回避中,有的人因迁居他省,属于长期寄籍者。对于这些人,乾隆七年(1742)规定,无论原籍、寄籍,“均令回避”。比如浙江人寄籍于顺天府。那么浙江、直隶均列为地区回避。另外还有一种人存在原籍和祖籍问题,或者商人经商具有商籍身份,对此,原则上亦确认这些人都应回避。即原籍、祖籍、商籍统统回避。光绪时进一步规定,凡现任官员,在其任所属民中,如有五服以内亲族寄籍,而又“系属聚族而居,业已成村者,应令回避,以别府之缺酌量对调”。就是说,只要在辖下有近亲聚居,即需回避。
  亲属回避是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避免在同一衙门、或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或互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回避的原则是,同辈由官小的回避官大的。若系同一品级,则由后任回避先任。不同的辈分,除京官出任部院堂官,例由官小者回避外,若系相同官衔,或品秩稍有大小,则由辈分小的回避辈分大的。至于地方官中,遇到直系亲属为上司或下属的,通常令官小者回避。有的虽非直系但因关系密切,也要加以回避。
  以上定例,在实际施行时,根据宗族血缘关系的远近,常有不同的处置方式。比如对外姻亲中的母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己之婿、嫡甥,均属至亲,回避之例较严。至于母兄弟之子,姨母之子,关系较远,虽同任外官,“可无庸避”。
  在亲属回避中,任官职司的重要,也与回避的轻重大有关系。康熙十年(1671)规定,“外官有关系刑名钱谷,考核纠参者,不分远近,系族中均令官小者回避”。回避所及,不止是直系亲属,而扩大到一般同族之人,因为刑名钱谷,牵涉利害较广,聚族一处,情谊关切,故得倍加防范。
  由于亲属回避在某些方面比地区回避更难划分界限,界定过苛,难免自缚手足。到道光以后,不得不在某些方面稍加放松。如将血亲范围限于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内,其同宗同支而不同祖父的远房兄弟,可不在回避之列。后来又有规定,道府以下官员,如只是同宗同族关系,可准许在同省隔属道府任职。
  师生回避指授业师生和乡会试中的座主和门生之间,在授官时应有所回避。因为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其中又确有人利用师生关系,联络声气,以致徇私结党,互相排陷,所以不得不加防范。
  关于师生回避的范围,清廷曾于雍正七年(1729)作出明确的规定:凡乡会试,“若取中之人为督抚司道,而考官适在下属,应令官小者回避;如考官外任督抚,其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咨部存案,遇举劾时,于本内声明;考官外任司道,其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申报督抚存案,如有举劾,于督抚本内亦将该员与司道谊系师生之处,一并声明,以凭查核”。至于府州以下官有“谊关师生”而为上司下属的,或者是督抚司道的下属佐贰官中有师生名分的,因关系直接,或牵涉刑名钱谷之案,故依定例,一律令官小者回避。此外像学政与各府州县的教职官,也谊属师生,嘉庆元年规定,“凡教职俸满甄别保题及大计卓异保荐等项”,学政不得在会衔题报中列名。
  拣选回避的规定出现的时间较晚。嘉庆时,清政府发现有的拣选大臣在拣选官员时,竟将本人至亲挑入,以造成既成事实。为此,经吏部等官员集议奏准,规定凡与拣选人员和钦派大臣有宗亲或姻亲关系的,一般照京员回避之例,令官小者回避。遇到某些特殊情况,像拣选满洲、蒙古和汉军的某些职位,可采取事先呈明或请旨多派大臣以便回避等方式,加以解决。
  清廷为了保证回避制度的执行,规定候选官员向吏部投供验到时,必须随缴履历亲供和同乡京官印结,如实填写原籍、祖籍、寄籍等情况,以及祖孙三代身份等等。如有需要回避姻亲者,应在有关注册文结内一并声明。有的则在掣签分发到省后,向督抚提出补调。官员领凭赴任后,所在督抚还得进行审核,“确查所指之省有无先行流寓、寄籍、置买田产,与本身父子胞兄弟、胞伯叔侄开设典铺及各项经商贸易,及在各衙门协办刑钱等事,取具同乡官印结,声明是否顶替”,然后咨报吏部,“以凭核办”。违反回避规例,比如应该具呈声明而没有如实说明,或“故意捏饰,希图规避”等等,要受到革职、降一级到三级调用以及罚俸等处分。主管官员若有“徇私瞻顾”,或“讳饰隐匿”“扶同捏报”者,也要受到革职、降调和降级留任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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