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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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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沉浮  

2015-12-13 12:33:06|  分类: 清史杂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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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在民国时期大红大紫。这源于蒋介石对于曾国藩的推崇备至。当年蒋介石无论是自我修养还是带兵打仗,都以曾国藩言行为准绳。由于当权者倡导,一本名为《曾涤生之自我教育》的小册子,在全国广为传播。
  若是把曾国藩当成正面人物,那么他的敌人洪秀全就是反面人物了。这样的推断,不难理解。早在对苏区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就已将红军称为太平军式的“匪”,国民党中宣部长叶青还曾发表文章,称毛泽东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对此,红色政权自然不甘示弱。1944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发表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在这篇文章中,曾国藩被称为“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决定了大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曾国藩的态度。1949年后,退据台湾的蒋介石依旧将曾国藩视为正面人物。而在新中国,曾国藩则沦为不折不扣的“反动派”。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教科书上对曾国藩的评价。那时,教科书如此,《辞海》亦如此。直到1979年版的《辞海》,才删掉了曾国藩的负面评价。
  1979版《辞海》出版时,“文革”已经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领导人陈云提出,应加强对历史文献的记录整理出版。国务院为此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相关任务落实到湖南省,湖南省随即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研究确定了近代文献的出版规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湖南重要历史人物的全集,包括左宗棠、魏源、王闿运等人。其中,曾国藩全集最为重要,因为曾国藩是一个复杂人物,历来褒贬不一,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痕迹最深。
  曾国藩遗留至今的资料,弥足珍贵,亟待整理。这背后有着一段曲折经历。当年,曾国藩十分重视资料保存,在朝廷做官时,以及后来带兵打仗时,都将自己的所有文字留存底本,派专人定期送回老家,其中包括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的赏赐和他生前的所有文字的原件、副本及大量藏书。这些资料被曾国藩后人当作极其珍贵的藏品,秘密贮藏,并有专人看管。
  新中国成立后,曾氏家族作为“大官僚大地主”,其田地被分给农民,房屋被政府征用。至于曾国藩留下的书和文字,有人建议干脆一把火烧掉,免得贻害后人。好在当时的湖南省领导头脑清醒,认为曾国藩遗物具有史料价值,不能损毁。于是,在省领导的指示下,这批资料装了满满一辆军用卡车,运到了湖南省图书馆,放进了一间旧屋。天长日久,人事变迁,几乎所有人都已忘记那间旧屋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曾国藩资料奇迹般地躲过了“文革”浩劫。
  “文革”结束后,锈迹斑斑的铁锁被再次打开,这批珍贵的史料已经安静地沉睡了三十年。专家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对那些资料进行了初步清点,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批文字资料大大超过早先流传的《曾文正公全集》。很快,湖南省岳麓书社决定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新的《曾国藩全集》。
  1984年,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出版工作正式启动。1985年10月,《曾国藩全集》中的家书部分率先出版发行。《湖南日报》发表评论,对此举持否定态度,认为现在好多革命老前辈的家书都没有出版,出版《曾国藩全集》,出版曾国藩家书,是在公开地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但海外华人的看法绝然不同。1986年7月1日,纽约华人报纸《北美日报》发表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社论,称《曾国藩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一大禁区的标志,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开放,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
  学术界对于曾国藩的眼光也趋于客观,普遍认为曾国藩这个人物不是用汉奸、卖国贼、刽子手这三个名称就能概括得了的。
  1986年秋天,作家唐浩明开始筹划撰写一部关于曾国藩的小说。他先写了一个五万字的中篇,托朋友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芙蓉》。时任该杂志编辑部主任的朱树诚在细读作品后,约唐浩明面谈,认为这部小说不应该只写五万字,要扩容。这一扩,就写成了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曾国藩三部曲》。
  在这部作品中,唐浩明对于曾国藩的敌手洪秀全笔墨不多,他有意识避开了敏感性话题,怕“贬低了农民领袖”。很多年以后,有关洪秀全的内容才被重新补上。1990年8月,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由台湾黎明书局率先出版。三个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在大陆推出了这部小说。小说《曾国藩》出版后,不到两年就已重印九次,至今已经累计重印29次,印数80余万套,超过200万册,目前仍然在出版,堪称当代中国最卖座的小说之一。“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此语悄然流行。有趣的是,刊登这句话的媒体,正是当年对《曾国藩全集》出版大加抨击的《湖南日报》。
  1999年出版的《辞海》,关于曾国藩的词条,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比如,对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评语,由严苛的“残民媚外”,变为了中性的、较为温和的“惩办民众、对外妥协”。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所带动的社会效应更加深远。除了两岸关于曾国藩的学术研讨会林林总总,市面上的曾国藩做官书、人际关系书、看相书也纷纷出炉,五花八门。当人们需要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成功时,大批管理学的书籍尚未登陆,环顾周遭,人们发现只有革命成功经验的书籍。而这一类书籍,根本无法指导人们有效地管理企业。曾国藩的书,胡雪岩的书,一下成了管理学、成功学书籍的先驱。
  曾国藩被当成刽子手形象,曾经左右了一个时代。如今,他又以圣人的形象,左右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管理这样的社会现象不正常,但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处在变革时期,浮躁不安的中国人自然渴求来自本民族文化的声音,尤其期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的身上获取经验。曾国藩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事非常坚毅;他能洞察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由此去寻找如何把事情做成功的方法;他能在把握自己心态的基础上,将思想变成行动,而且行动中没有书生意气;他能凝聚一个团队,依靠团队的力量把理想变成现实。可见,曾国藩对人们有着实实在在的榜样作用。
  历史的后来者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曾国藩。曾国藩既不是圣贤完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了深刻内涵的悲剧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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